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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们没有那么多力量，就把力量缩窄，缩到窄窄的一点点，往里面进攻，一点点进攻就开始有成功、有积累，我们觉得这种针尖式的压强原则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聚焦在这个口上。这三十年来，我们从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到十八万人，只对准同一个“城墙口”冲锋，对信息传送领域进行冲锋，而且对这个“城墙口”每一年的投资量150到200亿美金左右的力度。在科研投资上，我们是全世界前五名，聚焦在这个投入上，我们就获得了成功。

这样的技术人才积累多了，“就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产生中国人自己的知识产权，然后将充满中国人自己知识产权的产品卖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台湾在高科技方面的发展有很多很好的经验值得大陆学习，但是，台湾市场狭小，香港也一样，大陆就不一样，在大陆有让人激动的正在高速增长的庞大市场，从沿海往西走，分别存在着已开发市场，开发中市场、待开发市场。中国拥有挺进全球市场的强大的母国市场作为后盾。”

杜家滨把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归结为“微软刚进中国的时候，跟很多人产生了误解，而且大家又都患有点恐惧微软症”的缘故。在杜家滨看来，微软做Windows中文版是顺理成章、天经地义的事。“当初的DOS，像UCDOS，其实就是在微软DOS上加了一层中文，后来的改变是中文之星在英文Windows上加一层中文。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把这层中文事先做好了而已，因此，Win-dows中文版和原来的英文版Windows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只是在技术上的稍微延伸而已。至于说，应用软件层次还是希望很多人继续去开发，像中文之星，他们很多的应用软件都开发得不错。”

哪里有互联网，哪里就有思科。思科为中国互联网建设提供了足够多的设备，也赚到了足够多利润。但杜家滨不想将行动止于这个层面，他想通过思科以及他自己对互联网的使用告诉中国对互联网投资是正确的，互联网的确能提高生产效率。据测算，网络的使用每年可为思科增加8.25亿美元的收入，同时也增加了客户与合作伙伴的满意度。

“我们在做很多的探索，一些已经有结果并对我们目前的投资产生了非常有益的辅助作用。”王昌俊表示，“在过往的很长时间里，债券市场的投资模式比较粗犷，对市场信息的挖掘程度很不充分。而最近一段时间，偏交易型的投资者开始逐步出现。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的驱动因素和变化模式可能会和以前不一样，我们需要把这些行为更精确地刻画出来，有助于更加精确地判断和理解市场。”

如果美国认为我们是一个抓手，他们可能抓错了。另外，我们解决不了中美贸易的争端，因为我们没有销售，对中美关系没有影响。中美两国谈判中，我看到所有的谈判都没有“华为”两个字，所有新闻中都没有“华为”，双方都不提，这就说明华为不重要，对中美解决两国关系不重要。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和美国的关系问题。